1977年1月8日，是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纪念日。群众涌向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各种形式表达对总理的思念。

除了寄托哀思，人们也将对人民政府的种种期望付诸语言文字，“恢复邓小平职务”等口号此起彼伏，从天安门响彻全国各地。

两天前的政治局会议上，时任国家主席华国锋就已经表达了对恢复邓小平职务的看法：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当年7月份，筹备已久的十届三中全会在万众瞩目中召开，会议上《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得到一致通过，这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迎接他的是一片掌声。

接下来的十余年时间里，他对政府机构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而在改革中，他亲手裁掉了11位副总理。

那么当时的邓公面临的是怎么样的局面呢？他又是以何种超群的智慧协调各方，使得改革进一步深入呢？

人员老化、机构臃肿形势严峻

根据1982年的一项统计，当年在党和国家各机构任职的干部中，仍有超过250万解放战争前就参加革命的老同志。

而更早前的另一项统计显示，当时我国30多个国家机关的主要领导人中，55岁以下的不到一成，而超过66岁的却达到了四成，他们的平均年龄是63岁。

这些老同志有经验、有资历，是我国革命的宝贵财富。但与此同时，他们也给党和国家带来了隐患。

当时雄踞北方的苏联，是一个无比强大的国家，但是他们也存在着与我们相同的问题。从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早期，勃列日涅夫一直担任着苏联的最高领导人。

1982年勃列日涅夫病入膏肓，不久便撒手人寰。他去世后，安德罗波夫、切尔年科先后出任苏共总书记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但这两位苏联领导人都是生于20世纪10年代，与勃列日涅夫差不了几岁，执政时都已是垂垂老矣，没过几年他们也先后病逝。

这时苏联人才发现，他们的干部年龄出现了断层，竟然找不出一个正当年的领袖。

于是1985年，戈尔巴乔夫被推举坐上了苏共总书记宝座。与前几位领导人相比，他在年龄上优势明显。

但不得不说，这位1952年入党、1962年才在一家农场党组织担任组织员的“年轻人”在实际工作中严重缺乏经验。

在他执政的几年里，与其说在改革，不如说在折腾，这段时间苏联乱象频出，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的地位受到挑战。

自1990年起，各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进而政府高层发动政变，最终戈尔巴乔夫在新政治势力的监视下宣布辞去苏共总书记一职，不久苏联最高苏维埃宣布苏联停止存在。

苏联的惨痛经历告诉我们，干部老龄化必将导致青黄不接，进而引发灾难。与此同时，我国七八十年代还存在着另一个严重问题：机构臃肿、人员冗杂。

当时国家曾经列举过一组数据：1982年国务院改革前共有下属部门98个，其中仅部、委机关就有52个。

除了这近百个部门，临时性的办公室、委员会也有有多达45个。上述这些机构中，每个机构除了一名正职领导，通常还设有4个以上的副职领导，仅国务院副总理一职，就有13人担任。

当时的整个国务院，大大小小的干部加起来将近5万人。而国务院仅仅是一个例子，如果把中央和地方的机构人员情况统计出来，那将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

其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政府之所以如此臃肿，也是多年的积累造成的。人民政府成立伊始，我国对干部的任用是终身制的，这是从苏联照搬而来的制度。

起初干部终身制是切合我国国情的，那时我国缺少人才，有经验的干部都是不可多得的宝贝，终身制可以使干部们尽可能多地为国家建设做出贡献。

然而70年代以后，新培养的干部多了起来，老干部还在任上，这就导致各机构的人员规模越来越庞大。

而随着时间推移，部分年龄过大的老干部已经丧失了工作能力，但名字依旧挂在各机构组织架构中，事实上已经从人才变成了拖累。

自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之后，特殊时期成千上万的冤假错案得以昭雪，曾经含冤的干部们被恢复了名誉。

既然名誉得以恢复，这些人也应该恢复工作和相关待遇，于是他们大多回到了之前的岗位，或担任同等级的职务。

这样一来，绝大多数机构的人员越来越多，有的甚至已经不堪重负。而为了缓解这些机构的压力，另一些机构又被创造出来，这些机构的职能倒在其次，主要是用来安置人员。

这种乱象邓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于是，他也开始有意识、有针对性的扭转这种不利局面……

1975年的全面整顿尝试

在机构臃肿与人员老化的问题上，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曾痛心疾首地表示：“不负责、不称职的人很多，不改革是无法得到人民赞同的。”

事实上，早在几年前他就曾对军队系统进行过一次“消肿”。

1975年，邓颖超将一封信送到中南海。写信的人是周恩来，此时他卧病在床，仍为政府工作忧心忡忡，于是决定向主席推荐邓小平接替自己处理政务。

此前邓小平已经被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这是他的第二次复出。但正如之前所说，国务院副总理一职同时有很多人担任，意见难统一，决定难执行！

经周恩来大力推荐后，邓小平先后担任了国家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等职。

1975年下半年，邓小平大干了一场，对铁路系统、军队系统等方方面面进行了一次大整顿，这就是著名的1975年全面整顿。

这次整顿的核心是军队系统。此时军队人数为610万人，与1951年最高峰时的625万相差无几。但军队的战斗力不仅没有多少提升，反而出现了下滑态势。

而邓小平将军队的问题总结为“肿、散、骄、奢、惰”，“肿”字首当其冲。

6月24日至7月16日，他与叶剑英元帅一同主持了军委扩大会议，这场历时20多天的会议致力于保持军队稳定，解决军队臃肿问题。

这场会议中，军队领导就压缩军队定额、安置超编干部、调整部队编制等问题集思广益，提出了各自的解决方案，决定解放军要在3年内裁军60万。

按照邓小平的设想，60万裁军还不足以解决军队臃肿问题，他曾罗列过长期的裁军目标：除了已经超出编制的40万人，还有100万人需要处理，一共150万人左右，分三年进行，其中100万兵、50万干部。

单纯的裁撤军队并不能提升战斗力。这次裁军节省出来的军费开支多达10亿元，他认为这10个亿不要就此省掉，要拿来搞装备。

10月下旬，周恩来身体情况进一步恶化，需要进行手术。进手术室前，他用尽全身力气握着邓小平的手：“你这一年干的好，比我要强太多了……”

1975年的大整顿目标并没有全部实现，当时仍处于特殊时期，他的复出使一些人感受到了威胁。

1976年初邓小平在周恩来的追悼会上发表了一段讲话，此后他就远离了公众视线。

即便如此，他的这次大整顿也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次军队系统的消肿，为今后的精简机构、裁撤冗员积累了经验。

80年代机构大改革

70年代末，再次复出的邓小平就已经开始着手处理人员老化、机构臃肿的问题。

“庙就那么大，菩萨只能这么多，老的不退出，新的进不来，这是很简单的道理。”1977年的海军常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如是说。

这次会议上，他还不忘给老干部下任务，要求他们抓紧选拔年轻人，让身体好的同志准备接班：“要趁着我们在的时候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在了，将来很难解决。”

这番海军内部的讲话，同样适用于军队、政府的各个系统。

1980年邓小平与胡乔木、邓力群等人谈论时事时提到：干部终身制、领袖终身制都是大家长思想的产物，必须予以废除，我们这代人活着的时候，非解决不可！”

这一年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委员们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中共十二大代表的问题：许多老同志已经无法参与到工作当中了，但按照惯例十二大仍然会有他们的席位。

为了照顾老同志，年轻代表的比例与之前相比将进一步下降。针对这一情况，邓小平作出了改变几十年惯例的决定，不让这些老同志参加十二大。

不久后中央政治局下发了《关于丧失工作能力的老同志不当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委员候选人的决定》。这个决定是解决人员老化和废除终身制的起点。

8月18日，《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出炉，这份文件为今后的改革定下了基调：有计划、有步骤，同时做到坚决彻底。

同年9月，意大利记者著名奥琳埃娜·法拉奇对邓小平进行了一次专访，她向邓小平问道：如何避免六七十年代那样的悲剧在这个国家重新上演？

邓小平给出的回答是：从制度方面进行改革，避免封建主义、大家长作风，废除干部终身制。

1982年的第五届全国人大22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公布了国务院机构改革的方案和成果：

近百个下属机构合并、裁撤至52个，45个临时性办公室、委员会全部撤销，工作人员从4.5万人压缩至3.2万人。

先行改革的12个部委已经达到预期目标，12个部委裁撤至6个，原有的部、局领导班子共有正副部长117人，正副司局长617人。

改革后正副部长保留27人，减少77%，正副司局长保留304人，减少51%。改革后的6个部委中，领导干部平均年龄从64岁降至57岁，拥有大学学历的干部比例从31%提升至48%。

可以说，经过这一场改革，国务院焕然一新，与之前相比，工作能力显著提升，各部门人员专业性得到增强。

不久后的五届人大23次会议，又对国务院副总理一职进行了审批，此前同时在职的国务院副总理多达13位。

这次审批后，只有万里、姚依林两位副总理继续留任，其他11位均转换到其他岗位上。国务院改革如火如荼的同时。

中央军委也提交了精简整编方案，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三总部将精简18.2%的机关人员。对于这份方案，邓小平非常满意，但在他看来，这只是军队精简整编的第一步。

两年后，军队迎来百万大裁军，全军用半年时间制定出了详细的裁军方案，部队规模裁减至300万人，三分之一的机关单位被裁撤，铁道兵等兵种退出历史舞台。

1984年大阅兵后的中央军委座谈会上，邓小平表示：这个得罪人的事，我来做！

如今解放军规模也一直维持在200万至300万人之间，但新焕发出的战斗力，早已不是当年可比的了。

大规模的机构裁撤、人员精简，必将带来一个问题：被裁掉的人怎么办？

80年代的机构改革中，被精简掉的大多是一些老同志，他们为国家奉献了一辈子，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和坚定的革命意志，难道就这么简单地放弃掉吗？

事实上在改革之初，邓小平就为他们做好了打算。

早在1975年7月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就史无前例地提出了“顾问制度”，已经年老不能参加日常工作的干部，还可以成为顾问，为政府、军队出谋划策。

“顾问也有权，就是建议权。”

不过起初老干部们大多不愿意退居二线，后来邓小平再一次远离政治中心，顾问制度也就不了了之。

随着机构改革的进行，顾问制度再一次被提上议程。1980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设置顾问的决定》，率先实行顾问制度。

1982年中共十二大上，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成立，172名老干部被任命为中顾委委员，邓小平亲自担任中顾委主任。

与此同时，军队和地方也成立了各自的顾问委员会。

邓小平对老干部们将心比心：“现在我上午参加一场活动、下午参加一场活动还勉强应付得来，晚上再加一场就不行了。你们呢？还有一半的人能每天工作六小时吗？”

在他的劝解下，老干部们再一次发扬革命精神，适时退居二线，作为顾问为国家建设发挥余热，不再占据有限的政府机构职位。

而与顾问制度同时施行的还有离退休制度。1978年组织部下发的工作意见中指出，丧失工作能力的老干部可以离休或者退休，但那时我国还没有正式的干部离退休制度。

直到1982年2月，《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出炉，干部离退休制度才得以确立。

这份决定对老干部离退休年龄作出了规定：省部级正职干部一般不超过65岁，省部级副职及以下一般不超过60岁，未到年龄而失去工作能力的，也可以安排离退休。

除了年龄问题，离退休干部的待遇也得到了保障：政治待遇不变，生活待遇略为从优。从此老干部没有了后顾之忧，机构改革也得以顺利进行。

结语

1989年，机构改革成果已经显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成为领导干部，他们工作积极、思维活跃，为改革开放大策作出了重要贡献。

也正是这一年11月，邓小平辞去了中央军委主席一职。在他看来，自己也到了无法完成日常工作的时候了，于是用自己的主动隐退践行了机构改革政策。